#历史开讲#

阮籍，生于乱世汉末，其父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也是一文学巨匠，但是在阮籍三岁那年就去世了，剩下孤儿寡母相依为命，日子孤苦难当，好在有父亲的生前好友帮扶接济。

阮籍从小天资聪颖，八岁能文，胸怀大志，喜读书，好山水，兼习武艺，精通音律，可谓多才多艺。《晋书▪阮籍传》中记载道：“阮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桀骜不羁，任性自由的人，可是回望他这一生，这种自由不羁又仿佛成为了他痛苦的镣铐，让他在这动荡不安的乱世中沉沉浮浮，爱而不得，屈伸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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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同时也是竹林七贤之一，另外六位分别是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七人志趣相投，同游竹林，弹琴赋诗，饮酒长啸，谈玄论道，不亦乐乎。在时局动荡的环境下，竹林俨然成了他们的避难所，在出世与入世之间，他们最终各自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可尽管如此，他们都依然带着一种恣意潇洒的率性，徘徊于雅俗之间，或磊落，或刚强，或犹豫，或猖狂，或委屈。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所展现出来的精神性的东西，滋养着无数的后人，纵使相隔百年千年，依然能达到前人与今人的精神共振，或透过文字相视一笑，或透过明月共饮一杯，或透过清风同洒此泪。

魏晋时期，政局迭荡，到了“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地步，在曹马之争中，天下名士被迫选边站，一旦选错了边，面临的就是死亡，甚至于牵连三族。正始十年，装病蛰伏的司马懿瞄准时机，发动了典午之变，诛杀曹爽，至此，曹魏政权旁落，由司马氏集团实际掌权，操纵傀儡皇帝，届时，一众亲曹名士均被杀害，天下名士瞬时减半。

此前，阮籍曾经拒绝过曹爽的征召，让他在此次政变中得以幸免，而后，司马氏因为阮籍名声在外，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想要拉拢他，阮籍一方面不愿与司马氏同流合污，另一方面又迫于生命计，不得不在其麾下为官。罢了罢了，尸位素餐也不失为一个保全自我的办法。在如此专权跋扈的政治环境下，阮籍开始了他痛苦的后半生，他在《咏怀▪其三十三》中写道：“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如果他麻木一些，决绝一些，圆融一些，也许灵魂就不至于如此痛苦，如此煎熬，如此折磨。可是阮籍之所以直至今天依然会引起我们的情感共振，正是由于他的摇摆，他的痛苦，他的迷茫，他不得安生的灵魂。

《晋书▪阮籍传》中写道：“籍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在如此高压的政治环境下，阮籍空有济世抱负，在司马氏专权下，每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恐一步越雷池，性命堪忧。许是他看清了司马氏当局表面崇奉礼教，实则谋朝篡位，满口仁义道德，实则阴险狡诈的丑恶嘴脸，全然不顾所谓虚假的礼教，做出了许多有违礼法，惊世骇俗的行为。

《礼记》中规定，“叔嫂不通问。”可是，阮籍完全弃之不顾，在嫂子回娘家时，故意来个十里别嫂。于是有人就讥讽他，可他却说：“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

《礼记》又云，“男女不杂坐。”可阮籍却经常去隔壁邻居家开的酒店喝酒，女主人是一位美少妇，阮籍每次喝醉酒，就顺势而卧，躺在女主人身旁，呼呼大睡。男主人怕阮籍意图不轨，多次暗中观察，发现他确实只是喝醉了，“终无他意”（《世说新语》）。

还有一事，阮籍家附近有一兵家，家有一女儿，不但长得漂亮，还很有才识，可惜红颜薄命，未嫁而死。阮籍与其父兄素未相识，却“径往哭之，尽哀而还。”（《晋书》）

阮籍的这些行径在封建制度下是不合礼法的，可他光明磊落，不拘礼节，我行我素，这是他无声的反抗，也是属于他的真性情。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与酒之关系》中说：“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阮籍实际上是在用他看起来放荡失礼的行为在无声地反抗当局，无声地嘲讽当局的虚伪。

在这种政治掣肘的环境下，阮籍时常压抑着自己，可这种痛苦总得需要一个可以发泄出来的途径，《晋书▪阮籍传》中记载，“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

阮籍时常一个人驾车出门，没有目的地，任由马车狂奔，直到无路可走，才停下来，然后对着天地高山，嚎啕大哭，哭完就原路返回。

多么深沉的行为艺术啊！这是对这个时代的哭诉，是对自己处境的哭诉，也是对他的朋友的遭遇的哭诉。

时代的尘埃是落在阮籍身上的高山，他被这高山压抑着，折磨着，进退维谷，这是他一生的悲剧，而真诚磊落的性情以及文江学海的才情却给他悲剧的一生绽放了无限的光芒。